中国大物理（五）
第二节 民众的支持
生于0715
让领导先走！
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人们的第一行为反应体现出内在价值的优先性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国家，妇女和儿童具有生存的优先权。而从上述事件过程可以看出，中国民众自觉地以暴力权力为核心。这种权力反映在具体事件中，可以总结为三个步骤：一是紧急的时候优先保护权力拥有者，在克拉玛依的事件发生的过程中，不是让孩子先走，而是让官员先走（让领导先走），也就是让孩子成为牺牲品。二是在孩子死亡后，家长毫无反应，不是拼尽全力，要求彻查各个环节的问题，严厉法办所有在场领导和活着的学校领导与教师，为自己的孩子讨回公道；而只是卑微地默默忍受，结果连毫无意义的死亡证都领不到。三是一定时间过后，与掌控权力者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人，为了保住整个系统，承受压力做了牢。这些人出狱后，权力让这些人拥有更多赚钱的机会，补偿他们的时间损失。
这时候，民众虽然有所反应，但是反应已经非常微弱。民众的心理已经开始麻木，或者说变得情绪稳定。在这种微弱的反应下，权力者自然可以肆无忌惮，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不论是克拉玛依大火，还是奶粉行业的三聚氰胺事件，都是针对儿童而发生，也就是戕害中国的未来。即使孩子父母希望能够得到妥善处理，结果也是没人管，最后不了了之。而对于少数还在上访、希望讨公道的人，就直接以维稳的方式打压，也就是进关进劳动营教养。价值优先性的背后是社会利益系统，也就是社会中责、权、利的分布。责任、权力和利益进行较为公平匹配的社会，能够获得持续的发展，逐渐成为发达社会；同时，欠发达国家都是责、权、利错位的国家或者社会。
责权利匹配的意思是，一个人首先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力，进而获得相应的利益。例如，当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的时候，各个殖民地的大地主/资本家们聚集起来，起草《独立宣言》，并且带领民众们与英军打仗。而英国则将这些殖民地的大地主/大资本家们作为叛国者，如果能够逮捕就要实施绞刑。而这些大地主/大资本家们首先承担上绞架/被没收所有财产的风险（责任），带领民众打败英军，建立美国，成为美国的国父们。而当克拉玛依火灾发生时，让领导先走的意思是，孩子们承担更多的风险，也就是更大的责任。而之所以让孩子承担这些责任，是因为孩子没有权力。而且，孩子被烧死后，家长也得不到相应的赔偿，也就是没有利益可言。或者说，中国的系统是，权和利集中到领导手中，而责任主要由民众承担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领导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民众承担责任，同时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民众的利益诉求。不论克拉玛依还是三聚氰胺奶粉，都是这样的模式。当然，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民众都变得狡猾，想方设法不承担责任，那整个社会就直接解体了。因此，国家需要采取各种方法对民众进行教育，包括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，让民众勇于承担责任。而民众在“宣传教育”的引导性，都充满了主人翁精神，主动承担风险和责任，也就是做贡献。而这种模式民众主动承担责任，领导获得权、利的文化模式，就可以称为炮灰文化。
2011年后，中国传统的炮灰文化开始发挥主要作用。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，中央将整个社会的积极情绪调动起来。当温提出4万亿的时候，还强调“信心比黄金更重要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民众开始积极响应中央号召，拿自己的黄金换取信心。进入2010年，中央看到通胀加速的势头，开始减速印钞，自己悄悄撤退，让领导先走。从中央的角度，自己先走的非常英明。因为，中央一方面掌控着国家机器中，利益最优厚、最容易获得利益的部分；另一方面，又不用有很多责任，可以自己尽情享乐。但是，中央领导先走之后，分类滴灌的影响就直接压到地方，以及基建规模最大的地方。不论地方和基建，都大规模加大开支，也就意味着需要资金的大规模持续投入。当国家对印钞机减速、并且开始对银行进行控制，地方和基建立即受到影响。因为，对于个人来说，可以觉得信心比黄金更重要；但是，对于地方系统和基建项目，这些死的、机械化的东西，本身就没有信心这个概念。当“黄金”多的时候，地方体制和基建项目就可以继续进行；没有黄金的时候，地方体制就要停转，基建项目就得停工。所以，中央领导先走之后，等于直接将地方体制和大规模基建项目推向绝境。地方体制和基建为了自身生存，必须想方设法弄到钱。从渠道的角度，既然他们没法向上从中央拿到钱，就要想法向下，从社会民众个人手里弄钱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社会民众的信心就开始起到重要作用，炮灰文化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撑点。
在2011年初，中国经济似乎仍然很火热。尤其人们常说的经济三驾马车，表现也非常靓丽。从朱镕基时代开始，将中国经济增长分为投资、出口、消费三大部分。投资主要指政府和企业商业投资；出口则是产品和服务的经常项目出口；消费则主要指居民消费。从出口的角度，由于2008-2009年有一大批出口企业倒闭，因此剩下的出口企业能够分享剩下的市场。到2011年初，欧美也在经济刺激的作用下，消费也出乎意料地明显复苏。由于出口加工企业明显减少，而订单显著增多，出口加工厂的订单普遍都很满，工厂加班加点在赶活。不过，因为各工厂的问题在于工资等运营成本上升、人民币升值，导致综合成本上升，利润被摊薄，所以大多数工厂不敢多接单。在这个时候，从沿海出口地区经济的角度，经济开始明显复苏，新的经济增长指日可待；从很多个体的出口加工商角度，单子多的做不过来，觉得市场状况一片大好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地方和个人又开始恢复乐观情绪，而且个人的乐观情绪更加明显。在投资上，大量建筑工地都在“日以继夜”开工，都在为了赶进度。因为，对于建筑承包商来说，工程进度越快，完工之后拿钱的时间就越早。不仅铁公基项目是这样，很多房地产都在日夜不停地赶工。可以说，即使2005-2008年中国出口经济火爆的时候，都达不到2009-2011年的建筑进度。各种基础设施和大型工业建设项目如火如荼，尤其以铁路的快速施工最惹人注目，经常在新闻中播报。另外，各城市地铁项目也经过审批，准备大量开工。尤其是房地产项目，不少20、30层高楼建设，往往三四个月内就拔地而起，完成主体框架的施工。当出口拉动和投资拉动累积起来，经济的火热程度可以说有目共睹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，从事生产和建设的基本工人供不应求，民工荒再次出现，而且工人工资一涨再涨。从消费的角度，个人消费更显得火爆。大街上的新车迅猛增加，堵车越来越严重；各个中高档酒店经常爆满，其它娱乐场所也极为兴旺；越来越多的人买房，即使从其他人那儿借钱付首付，并且当房奴也要买房；农村人开始大量购买“家电下乡”的电器，并且也都相互比着买车，将家里的房子重建盖楼。或者说，人们能够感受到经济的繁荣，而根本看不到所谓资金链断裂的影子。
当人们关注表面场景的时候，往往看不到内在的基本驱动力。在2010-2011年，人们都看到火爆的市场状况，并且被市场所影响。这也意味着，人们往往会忽视，市场表象下的真实经济情况。从机理的角度，资金是市场的驱动力，决定市场的表现。中国出口、投资、消费的经济行为，都需要货币进行驱动。根据货币运行的特点，2010年下半年，中央机制开始收紧资金发放之后，资金紧张的局面将滞后6-12个月。当2011年初，银行内部资金开始出现紧张的状况，也就意味着从2011年中期到年底，整个社会的资金链开始断裂。这时候，如果地方体制和基建资金都依靠中央印钞机，那么从2011年中期开始，体制和基建就要面临极大的困难。当我预见到，中央出于对通胀的恐惧，必然控制发钞规模，也就能够看到之后的社会资金缺口。在2011年1月底，我在分析文章中，用最简单的数字，计算出资金链断裂的大致时间：如果不印钞，几个月资金链就会断裂；即使体制印钞，中央体制考虑到通胀因素，也不会印太多，即使能够多挺一阵，也多挺不了多长时间。但是，根据人们最直观的感觉，让人们觉得不论出口、投资建设、还是居民消费，都还非常强劲。按照当时的状况，我的分析似乎变成毫无根据的臆想。人们难以相信我的分析，难以理解资金链即将断裂、经济开始崩解的情况。另外，很多人也不看好中国经济，但是觉得即使经济不行，起码也得5年、10年以后。因此，当人们充满信心的时候，很多人觉得我的分析太偏激、太极端。
同时，体制内的少数人了解内幕状况，开始积极行动起来。对于地方体制，面对资金收紧后的巨大缺口，需要尽可能筹集资金，维持自身运转。其中，最为典型的一个表现，是大量理财产品的出现。在2011年之前，各地政府建立多种融资平台，大规模进行多种渠道贷款，弥补地方财政缺口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，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、股权、规费、国债等资产，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。地方政府以这样的公司为借贷主体，必要时再承诺用财政收入进行担保，达到借贷更多资金的目的，用于地方体制的消耗，包括体制基建项目或者直接消费。到2010年下半年，中央体制意识到地方融资平台规模急剧扩大，形成严重的金融风险，因此开始专门进行控制。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严厉控制，让资金饥渴的地方体制面临更大的资金缺口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地方体制和银行开始进行金融创新，也就是大规模销售理财产品。2011年开始，银行开始发行各种理财产品，吸纳储户的储蓄，支持房地产、地方基建及其它项目。在2011年上半年，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与销售空前火爆，根据各家银行披露的半年报，仅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银行上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就突破了9万亿元。通过这样的方法，体制将储户的钱大量吸纳到自己的名下。由于理财产品的总体特点是，银行不承担理财产品损失的责任，如果理财产品发生金钱损失，由购买理财产品的人自己承担。对于中央体制，各大银行的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，还能够起到支持地方体制，保障地方体制运转的效果。因此，中央也默许、纵容、或者支持理财产品的大规模发行。对于个人来说，因为理财产品从银行购买，而且也是参与到国家（地方体制）的建设中，因此也觉得风险不大。人们在相对较高利息的诱惑下，纷纷购买理财产品。
从2011年开始，高利贷变得相当盛行。从形式上，很多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为了弥补自身的资金缺口，开始借高利贷，满足企业运转的需求。但是，如果观察这些企业，就会发现这些企业的问题。它们出现较大资金缺口的原因主要有两点：1、少数属于扩大生产规模：在生产规模扩大后，由于市场没有扩大、甚至减少，而且利润下降，而且扩大规模消耗掉大量现金，因此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维持企业运营；2、大多数参与到房地产领域：这些企业将高利贷借到的资金投入房地产领域，或者直接进行房地产开发，或者从房地产开发商手里直接买房，进行炒房活动。不论参与到房地产领域的方式如何，都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开工建设。当房地产拿着大量现金从地方政府里高价购买建设用地，积极开工建设房地产项目，或者买卖方，都强有力地给地方体制进行资金输血，支持地方体制经济的运转。从2011年上半年开始，由于中央控制货币的影响开始显现，整个社会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很快变成紧张，并且逐渐变得相当紧张。在资金逐渐紧张的过程中，越来越多的体制外资金转向高利贷。而且，高利贷的利率持续提高，说明整个社会资金供应越来越紧张。可以说，高利贷利率是社会资金紧张程度的真实体现。当很多高利贷的承诺利率达到年率50%以上的时候，说明整个社会的资金链已经开始断裂。因为，考虑到风险和其它体制成本，在中国卖毒品的年利润可能都达不到50%，更别说做正当生意的利润。所以，年利50%的高利贷意味着孤注一掷的借款，借到了可能就不打算还。不过，民众似乎不在意这样的问题，人们看到高额的收益，总觉得自己能够赚到钱，因此积极地投到高利贷中。
另外，社会民众以其它方式支持着社会经济运行。从消费层面，人们继续进行积极地消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更积极地进行消费，或者消费兼投资。比如，对于无数年轻人来说，贷款买房属于消费兼投资的方式。虽然国家出台较为严厉的楼市调控措施，但是体制通过心理操控，让人们觉得房价还会持续上涨。因为，在过去十多年，国家一直都在强调控制房价，但是房价反而越来越高。所以，人们认为“楼市调控”只是另外一种方式，不让房价下跌，或者说控制不住房价上涨。因此，人们继续买房，认为买房是有效应对货币贬值，让自己资产增值和致富的基本手段。而且，很多年轻人已经形成越来越牢固的观念，认为结婚必须要买房。即使做房奴，也要买房才能结婚。在买房的问题上，人们的投资和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人们手里只要有一定的资金，往往就会贷款买房。而人们买房的热情，持续支持着房地产和建筑业，以及地方体制经济的运转。从商业的角度，很多人开始面临微观经济的困境，觉得就业形势不好，或者本行业的形势越来越差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们或者开始创业，或者开始转行。大致上，人们的创业或者转行主要集中在开个小商店或者小饭店，希望能够从做买卖上获得收入。人们在开店时，往往需要交转让费、加盟费、或者垫资，会对商店进行重新装修、并且进货，还要到工商税务卫生消防城管等等各种单位缴纳费用。当一条街道中的20个店铺，有3、4家进行重新装修，也意味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刺激。在铁公基房地产领域，各个建筑施工单位都带资建设。也就是工程单位先给工程出钱、出力，等阶段性施工结束后，业主再和工程单位进行结算。
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，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。在2010年底，我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总结，中国的communist体制已经非常虚弱。随着经济的变化，体制越来越依靠口头的豪言壮语，而不是实际上的行动来执行政策；在2011年初，我《2011的波澜壮阔》文中，再次强调体制经济已经开始面临瓦解；在2011年1月底，我从体制内和体制外、体制内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方面，对社会资金链即将断裂的问题，进行了相应的分析。在这样的局面下，如果中国民众像苏联民众那样，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应对经济，中国的体制经济很快瓦解。实际上，中国人民采取截然相反的行动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，支持中国体制经济的运转。一方面，人们以各种方式慷慨解囊，支持已经处于困境的体制和体制衍生资金链；另一方面，人们更努力地工作，创造出物质资料，或者出口创汇，支持整个经济的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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